王铭三
北京是个大城市，不认识的地方多，不认识的人多，成天打交道的多是陌生人。有许多老人迁入北京二三十年，可就是乡音不改；有许多年轻人，刚来北京俩礼拜，就已经满口的北京话了。你从口音上，很难准确地判断谁是北京人，谁是外地人。
北京是首都，天天人来人往，尤其是王府井、前门大街、故宫、颐和园这些繁华的地方，外地人比北京人还要多。久而久之，北京人对外地人失去了新鲜感，既没有好奇也没有歧视。
但是，有三种人，北京人最瞧不起，动辄给他个恶作剧，教训教训他。
第一种，假牛叉的人。
俗话说“不到北京不知道自己官小”，北京的官大，大得顶了天；北京的官多，多得拿簸箕撮。这就使北京人拿官不当官看，凡是不直接管他的官就不算官。
你要说你认识市长，接下来他就想听听市长家里吃什么、喝什么、摆什么，为的是长见识，至于你和市长的关系，他连问都懒得问，因为那是“凉拌咸带鱼——不用言（盐）”的事，就因为你和他是同事、是街坊、是一个档次的人，所以你和市长的关系，与他和市长的关系是一样的。
如果你以为你见过市长、认识市长、与市长有过同事关系，就比他高一头，那你可就假牛叉了。北京人不打人，不骂人，不揭人，而是抬举人，愣是把假牛叉抬举成真牛叉，让他想下来都难。
有些外地人不了解北京人的习性，到北京办事往往爱用大官当保护神，动辄就说“我是从××来的，和你们的局长是老乡”，如果他遇到的是一个真正的老北京人，那人就会像发现珍稀动物一样，号召办公室全体成员来瞻仰局长这位老乡的仪容，然后跟他套磁，说这位局长如何有工作能力，如何有群众威望，如何讲原则讲义气，如何体恤下情……然后又说在北京工作如何艰难，在北京干事如何矛盾重重……这一通无主题变奏直把他弄迷糊了，突然话锋一转，“您找您的老乡写个二指宽的条子，在我们这就通吃了，谁也不好意思驳局长的面子，谁也不敢拖着不办，您也用不着一个门一个门地做解释工作，这多好。”
千条理万条理，拿不来局长的条子他就没理，他的事就永远搁置起来了。全国那么多骗子，骗了那么多的人，北京人就没有一个让冒充高干子女的骗子得逞的。
第二种，穷显摆的人。
首都的地位使北京的信息层次也高，所以在北京人的脑子里，装满了“中国之最”。他知道中国最富的是谁，他明白中国最富的不是你，所以他觉得你和他一样，都不是中国最富的人。
既然不是大富豪，你就没有资格显摆，尤其是不能在他面前显摆。因为人都是相对的，你这一显摆，就使他相对地贫穷起来，他当然对你不满了。
北京人管爱显摆的人叫“土财主”，因为他们就象乡下财主进城一样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有钱，生怕别人把他看瘪喽。
过去，北京的服务行业，一见这种好显摆的主儿，就拿他当“冤大头”耍。先把他奉承得腾云架雾了，再向他推荐高贵典雅的货色，而且告诉他某位名人昨天刚刚买过，让他把钱花足，花过瘾。
饭馆的“百鸟争春”，就是给显摆人预备的，炒100个鸡舌头，但收的却是100只鸡的钱，如果他嫌贵，就告诉他“收的只是鸡钱，而火钱、油钱、工钱、料钱算是饭店送您的孝敬，剪下舌头的鸡是下脚料，你可以拿走。”谁能拿走这么多的鸡，明天饭店的烧鸡就是无本的买卖了。
第三种，没礼貌的人。
北京的穷人有两种，一种是外来的穷人，以河北、山东人居多，到北京来挣钱；一种是本地的穷人，大部分原曾是富人，后来家道中落，沦为穷人。这些本地穷人家道中落以后，仍然保持着原来的官场习气。外来的穷人受本地穷人的影响，虽然没有那么多的繁文缛节，也讲起码的礼貌，把没有礼貌的人视为没有教养。
比如问路，北京人最忌两件事，一是没有称呼，二是不下车。
如果在路口坐着几个老头，你可以叫“大爷”，叫“师傅”叫“同志”，甚至是叫“老乡”都可以，但不能没有称呼，如果你问“哎，前门怎么走？”，那你可别怪这些老头耳聋，没一个人会接你的茬，因为可以不称呼的人是乞丐，谁接你的茬，就等于他自己承认是要饭的了。
如果你骑车、坐车、开车，你必须下车问路，如果你脚不沾地，冲他大喊，基本是没人理你了。如果遇一个幽默的老头，就会对你说“有什么事，让您的秘书下来说，这么大的官扯着脖子嚷嚷合适吗？”
在以官场为主流的环境里生活，无官无职的北京老百姓格外自卑，他强烈要求与任何人平起平坐，希望你不要高他一头，不要再给他的心理施加压力，如果你在他面前假牛叉，显摆你有钱有势有后台，不拿他当人，那就别怪他反抗你了。只是北京人的反抗方式特殊，不打你，不骂你，而是耍你。
